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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皇帝问道：“卿于威海练兵，行鲸海迁民事；于松苏改革盐政、漕运、出口、通商事，行南洋迁民事；于山东治黄河水道，又行扶桑迁民事。”

    “你亦知本朝大儒颜李之辈，言均田事，其言均田，名虽复古，然终究未必全行古法。”

    “至颜习斋、李刚主辈，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还是‘人口’。即便李刚主亦重视工商，但他所见，士、工、商等，终究容不下天下许多人口。”

    “因为李刚主等辈，认定非农行业，容不下许多人，于是于均田法上，亦有许多纠结处。”

    “我闻爱卿于颜李之学，时而亲近、时而反驳。这农，与士工商人口事……你们之间虽有分歧，但这分歧的根源，依朕所见，究其根源，亦不过是将来亩产多少的分歧。是否相信将来亩产五六百斤的分歧。”

    “但爱卿于威海练兵，则行鲸海移民事；于松苏变法，则行南洋开发事；于山东治河，又行扶桑移民事……说到底，还是爱卿即便认为将来亩产五六百斤，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士、工、商等职，依旧无法容纳太多人口。还是要靠移民来解决这些事。”

    “那么爱卿于复古儒生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农、工、商，这等问题，爱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所谓儒家的复古派，其实就是儒家文化圈的改革派。这一点，全世界都一个鸟样。

    新教是基督教的原教旨派，是改革派。

    哇哈比派，在这个时代，其实也是绿教中的改革派。

    乃至于儒家文化圈，不管是大顺的古儒派、日本的复古派、还是朝鲜国的实学派，历史上，他们都是改革派。

    托古改制，和欧洲启蒙运动中的“东学西渐”、“借东讽西”，其实都是一样的玩意儿——包括文艺复兴，其实也算是一种托古改制。

    无非就是先创造出一个理想国，然后把一切好的东西，加在这个理想国里。

    至于说托古改制，还是外面的月亮圆，其实是一回事。

    反正，三代之古、与大洋彼岸，在这个时代，其实一样遥远，编就是了。

    大顺喜欢托古改制，和中世界晚期搞文艺复兴这种托古改制，本质上差毬不多——即生产力没有飞速发展，而人的寿命有限、考古学不够发达、历史记载的单薄，使得改革派可以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放于古代。

    而启蒙运动中的东学西渐，则是因着这百余年欧洲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英国农业亩产从90斤飙升到120斤，增产达30%，这是肉眼可见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意识到的生产力在不断进步。

    由于意识到了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从而使得“托古”的说辞，有些忽悠不动人了，于是改为在本国的外面，制造一个理想国。

    简言之。

    托古改制，是源于生产力的停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即便发展，但缓慢到一个活六七十岁的人无法感知到生产力在进步的状态下，自然会把改革寄托在根本无法考证的古代——在考古学等不足、生产力停滞的状态下，人们会认为古代的生产力和现在一致，从而可以托古，而达“假设生产力和现在一样，但国人的生活水平远高于此时”的三代之治。

    当然，实际上，一个汉唐宋元明的人，假若真回到三代之治，那生活水平，哭都没地方哭。托古改制的前提，就是假设三千年前的三代之治时代的生产力，和此时没有任何区别，于是得出了“三代之治为啥那么好、现在为啥那么差”的疑惑。

    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源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以至于活着的人都能感觉到生产力的变化，于是不能托古，只能寄托于“现实时间线里的、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听说过的外国”。

    不要说大顺这边，其实欧洲也一个鸟样。荷兰的巴达维亚神话，不也破灭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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