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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现在的大顺而言，是个问题。

    甚至于，这个问题，还处在一个“理论研究”的阶段，甚至连“技术验证”阶段还没达成——要先从理论上，证明有这么一种可能，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

    如果，连理论计算，都无法自圆其说，那么这个“未来”，在此时，根本就没人会相信。

    所有人都会疑惑，怎么可能呢？工商业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口？

    包括那些有思想的大儒，他们在考虑均田问题的时候，直接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从而使得他们的均田思路成为空想。

    比如李塨就没解开这个问题，但又发现了这个问题，却又不敢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的人口。

    于是最后，他的均田设想，就只能建立在“虚空”之上——对了对应人口增加，又认为工商业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口，于是他虚空地设想出了【上等田分五十亩、下等田分一百五十亩，劳作之后，下等田就可以升级为上等田，于是一份又能分三份】这样的完全虚空的空想上。

    到了大顺这个时候，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刘钰的变革，其后辈徒孙们，又延续并发展了这个理论——全面的反动，复全民宗法制，长子继承土地，次子去海外分田。

    这个既是治标不治本，也实际上是压根不相信工商业能容纳这么多人口的路线之争。

    说是路线之争，并不是说他们与时俱进的想法没有可行性，也不是说未必就不能用。

    而是在于，对实学一派来说，即便能用，这也只是手段，而不能作为最终的目的。

    哪怕说实学派中的激进派，要先均田再集中力量移民的激进派，那也只是把移民作为手段，最终目的是为“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中的诞生”减轻难产的痛苦。

    而不是说，要全面反动，复全民宗法制、礼法、长子继承、次子重分殖民，最终复古井田。

    而现在，刘钰拿出的这套理论，之所以会有拥趸，就源于在理论计算上，可以自圆其说。

    超脱了旧有的圣人之言。

    这套理论，若归纳起来，就两个关键点。

    这两个关键点说不出来，那么在理论上也是不能说通的。

    第一个：人均粮食。

    人不爱粮食，只是用粮食，没有人有怪癖非要收集粮食玩；也没有因为是贵族就能一顿饭吃一万斤、十万斤粮食。

    爱和用的区别，先秦大贤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于是，在保证大顺粮食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实质上很多农人的劳作，属于宏观上的“无效劳动”，并没有让大顺的粮食总产量提升——这和精耕细作并不冲突，两年三熟之类确实比粗犷农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也不至于多到华北一些地区“一亩地平均要半个人伺候”的水平。

    一亩地才多大？画个圈，站在圆心撇标准铅球，人类都能砸圈外面去。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把更多的人投入到工商业当中。

    而这些的基础，又是“国富”理论，即到底什么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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