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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找出办法，哪怕是忽悠，忽悠的角度也必须着眼于“有办法既发展工商业、又不侵小农、能够维系帝国的基石”。

    其二，用技术描绘未来，告诉皇帝，或者说让皇帝看到，技术进步可以稳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说，拿着一个航海钟给1760年的封建帝王看，封建帝王肯定会认为是奇技淫巧；而你抓一把化肥给皇帝看，皇帝就会认为科技是有益的。

    因为，传统封建王朝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恰恰就是土地、亩产、粮食、和人口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但要注意，这里的主体是封建王朝，而不是中国、中华民族或者别的什么主体。意思就是，在不考虑皇帝自己造反的前提下，站在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亩产、粮食、人口的问题。

    既然以封建王朝为主体，那么就必须考虑到：首先，皇帝对数万里之外的殖民地，不感兴趣，因为皇帝知道，帝国的统治疆域已达极限，更远的地方和皇朝无关，反倒是无数的历史经验证明，太远的地方肯定会分离出去；其次，封建王朝不会主动完成土地制度的变革，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就是此土地制度的受益者、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才能对症下药地，利用保守甚至反动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为新时代的诞生做铺垫。也即让旧时代的母体，吃饱喝足，增加体力，免得难产，并且把新时代这个必然要吞噬母体的婴孩，在腹中养大到不能夭折的强壮程度。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依靠着封建主义的外衣、靠着鼓吹地主贵族阶级的重要性，实际上却是在实行最为激进的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样。

    刘钰也是依靠这些东西，来借助皇权的力量，在一种“这在加强皇权”的外衣下，完成了诸多改革。既包括激进到荡平了盐业小生产者、迈到了萌芽托拉斯的盐政改革；也包括了废弃大运河、以及琢磨着修筑从京城到汉口铁路的改革。

    同样的，在这场关于“工商业发展”的讨论上，刘钰也始终抓着这一点——即，皇帝不是唯物史观、不是阶级史观，所以以皇帝的史观，所担忧的东西并不是旧时代的真正的绞索。而皇帝所担心的东西，理论上是可以通过统治术来回避的，而真正的绞索，皇帝并不可能看到。

    实际上，包括什么“乾小四反对蒸汽机”之类的段子，也都是操着同样的类似“太空歌剧”史观的人，在那臆想。且不说英国怎么可能允许蒸汽机出境，连法国人离那么近都需要偷、俄国人得靠骗，英国居然会主动向全世界送“生产力和文明”？

    实际情况，则是刘钰在盐业问题上的发展生产力，让皇帝喜不自胜——入你玛驴毬子的，总算解决了盐商控制生产销售的问题、私盐问题，大盐业管起来比他妈的小盐户、盐商这些玩意管起来容易多了。若是能依靠官盐大生产降价，既挤死那些私自煮盐的小贩子，何至于有刘士安、袁世振等辈绞尽脑汁的改革？

    皇帝会担心小私盐贩子的死活？怎么可能？

    皇帝只会关心，盐税能不能收上来、能不能降低盐税缉私成本。只要能收上来钱、大把的盐税。私盐贩子、手工业者反抗，杀就是了，那不是更省钱？

    以盐业为例。

    从刘晏的改革开始，封建王朝的思路，就是控制生产、但鼓励商人流通。因为，食盐细碎化的特点，流通问题上，封建王朝谁也做不到能让食盐下乡，唯独靠商贩。

    故而，抓住了这个事实，以史为鉴，读明白食盐改革的真正路线，才能更好的“忽悠”皇帝，支持生产力的发展——控制生产、放松销售、在生产端征税、鼓励大企业，方便征税。

    其余的问题，也都差不多。

    要先明白封建王朝的运行逻辑。

    然后理解皇权的基石、朝廷的税收、盐业等行业的诸多改革到底是个什么大方向。为什么明末大儒在盐业问题上，基本都赞许刘晏的改革，而不是赞许袁世振的改革，两者的区别到底是在生产端归谁控制还是销售端归谁得利的问题。

    再然后，要明白比如历史上张之洞的机械织布厂为什么干黄了、为什么机织布干不过家庭手工业——破除那些扯犊子一样的愚昧、守旧之类的大套话，哪怕是用最基本的经济学去考虑一下为什么觉醒的女工都是纺纱工、为什么芦柴棒是纺纱工，而她们为什么都不是织布工；去考虑一下什么叫“印度棉纱的倾销，导致了旧时代家庭手工业达到了5.6亿匹的巅峰”；以及为什么民族轻工业很多都是干纺纱起步的，而干织布的厂子基本都完犊子了？

    这背后的社会存在、生产力基础，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空对空地在那谈什么“桑弘羊”、什么“儒博士”、什么“与民争利”、什么“愚昧守旧”、什么“民族性”。

    最最然后，才能以此思路，向下推。

    刘钰关于“人均粮食拥有量”这个问题的“两条腿”，是在解决“工商业容纳过多人口”的“能不能”的理论问题。

    理论上能，才有可能继续发展工商业。

    刘钰和皇帝的“内外分治”、“依靠外部市场、让资本吃外、而对内进行资本管控防止土地兼并”的讨论，是在解决“工商业发展会加速土地兼并”的这个皇帝最担忧的问题。

    这个担忧，还是那句话：皇帝是以现在的社会意识，去幻想将来的世界，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控制工商业积累的资金投入土地，即可解决“重农轻商”逻辑下对工商业发展的恐惧；而刘钰则是以将来的社会意识，在塑造将来的社会意识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并且确信物质基础的变更会让封建王朝彻底毁灭，而不是李家换朱家、杨家换李家的问题。

    理论上，工商业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

    实践上，以封建专制、皇权社会的诸多政策，比如人口管控、流动管控、传统抑兼并手段、通过户籍等禁止先发地区去内地买地囤地等等政策，理论上可以达成“工商业发展容纳足够的‘过剩’人口，但又没有工商业发展导致土地快速兼并”的“只要好处、不要坏处”的空想。

    当然，只是理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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