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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外部的。

    还是内部的。

    想当高利贷帝国主义，那也没这机会。大顺的实业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二来，大顺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基建，道路、运河、水利。

    纺织、采矿、煤铁。

    殖民地投资。

    不至于跟法国似的，钱没地儿投，只能往外面放贷。

    而且，现在来看，大顺朝着拿三工业思路发展的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这种明显，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传统思维的“抑兼并”想法。

    另一个，就是“货币改革”。

    在这里，“抑兼并”的传统思维；和“货币改革”的现实政策，是相辅相成的。

    圣西门主义里的“银行业”思潮，要看内核。

    内核是什么？

    内核是在法革之后，分了地之后，钱不往实业上流，而是往不该流的地方流。

    实业发展，又筹不到钱。

    法国的情况，又做不到行政上的“抑兼并”。

    当时欧洲的新时代正在迅勐发展，英格兰银行的良好榜样摆在那，自然是想到了“银行”。

    但，“银行”的内核，仍旧是作为一只手，来调控产业，让资本流向实业的方向。

    那么，既然内核是作为“一只手”。

    大顺这边，皇帝从传统角度所担心的“工商业发展带来兼并加速”的问题，以及构想的通过编户齐民手段控制先发地区的人和钱往内地流动去买地的设想，也是一只手。

    甚至，包括刘玉之前在松苏的诸多改革，也是有诸多限制，尽可能限制或者引诱，让钱往工商业、对外殖民、航运业上跑。

    这个内核，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

    哪怕说，皇帝的出发点，是传统的“抑兼并”思维；而刘玉的出发点，是加强耕地的生产资料属性、削减耕地的金融投资属性的思维。

    但，至少在控制钱往哪流、或者引诱钱往哪流的想法上，亦算是暂时的同路人。

    这个一个基础。

    另一个，就是大顺即将推行的货币改革。

    以狂躁的对外贸易顺差、扶桑金银矿的开采为基础的，全面铜币辅币化的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改革。

    一旦完成了这场改革，理论上，大顺朝廷手里，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机构。

    而且，按照实业发展的思路。

    这个掌握在大顺朝廷手里的金融机构，理论上应该投资工商业的发展，从而达成圣西门主义所设想的工业高速发展、实业和基建有钱可用的效果。

    想法，是好的。

    但，现实呢？

    王安石的青苗法，到底是为了支持小农？还是为了国家拿到利息？

    《周礼》的放贷制度，目的是支持手工业者、市民和农民的发展？

    还是为了赚到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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